学党史 聚同心 | 刘少奇“天津讲话”对民族资本家统战工作的重要作用

“天津讲话”是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派，于1949年4月在天津视察期间对天津工作的一系列指示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，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，而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就必须做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。二中全会明确规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，那就是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，还需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，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，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。刘少奇在理论上对这一政策作了阐述和发挥，对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做了大量工作。

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，顾虑重重，无心恢复和发展生产。这些私营工业，是当时社会的经济支柱。但是，天津解放以后，资本家认为共产党在农村斗地主，进城后要斗资本家了。因此，绝大多数资本家持消极观望态度；有的资本家向海外转移资金；有的虽有“多办几个厂，多赚几个钱”的念头，但又怕“剥削多、罪恶多，要审判、要枪毙”，顾虑重重。据统计，天津私营企业开门的不足30％，许多厂矿企业处于停工、半停工状态，大量工人职员失业。

工人、职员则认为共产党进城后会分工厂、分商店，搞清算斗争。当时，工人是一面欢庆解放，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；另一面又将面临失业。有些人对增加工资福利提出过高要求，不顾工厂生产情况，硬逼资方成倍增加工资；对于劳动纪律和工厂管理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倾向，认为“解放了，自由了，什么东西都要由工人说了算，否则就是当家不作主”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。

作为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而言，懂得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干部严重缺乏，这也给新政权带来很大压力。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十分明确，但在执行中却出现“左”的倾向，在公私兼顾上，是统制多而照顾少，在劳资纠纷上，往往是偏袒劳方，忽视资方，只讲斗争，不讲联合。

正是在上述情况下，向工人、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，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，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恐惧心理，巩固统战成果，已经刻不容缓。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，就是要解决如何接管城市、发展经济的迫切问题。

1949年4月，刘少奇到天津后，他深入到工人、职员和工商业资本家中，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，阐述党的方针政策。在天津视察期间，刘少奇发表了大量的讲话，主要阐述了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情况下，工商业者和工人群众必须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，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，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。他告诉工商业者，新中国建立之后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与发展生产。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的目标，必须 “从四面八方努力，四面八方都照顾到”。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? 就是公私兼顾，劳资两利，城乡互助，内外交流。

刘少奇的讲话很快取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响应。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说：“听了刘少奇先生的话，资本家不用害怕了。”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李烛尘说：“刘少奇先生这次和工商业各界谈话，对于整个天津工业前途起很大的作用，使大小工业家对于政府政策有了更明确的认识。今后要和广大工人一道，迅速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。”刘少奇还根据工人群众反映的一些实际问题，如就业问题、工资问题、福利问题等和资本家商量解决。他要求资本家认真执行党的“公私兼顾，劳资两利”的方针，正确对待工人群众。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各级党组织、天津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，天津市的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。到1949年4月中旬，全市私营工厂复工者已超过80%，商店复业者超过 90%，有些厂家还准备扩大营业。

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，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了安定的生产环境，对于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，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秩序，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。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还提到：“将来我们要建立人民代表会制度……产业界人士、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天津地区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了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，民族资本家李烛尘（大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）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、轻工业部部长、周叔弢（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）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、天津市副市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，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范例，也是刘少奇天津讲话的重要成果。